聊一聊告密和举报的区别

这段时间，有位老师的因为在课堂上的言论被开除了，相信随着历史滚滚的车轮和人们的认知度的提升，孰是孰非每个人都会得到显而易见的评判，也因为这个事情，告密举报和吹哨这三个词一直在我心头萦绕，这次就和同学们聊一聊告密和举报的区别吧。

首先咱们还是从定义开始：

举报（汉语字典-中性 词）：向有关单位检举报告（坏人坏事）：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同义词为检举（向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告密 （汉语字典-偏贬义词）：告发他人的秘密活动；或向有关部门告发旁人的私下言论或活动（多含贬义）。 

还有一个吹哨人的概念：这个词在词典没有找到，咱就自己给它弄个定义；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的事情即将到来之前，给可能收到伤害的群体发出警示信息的人。这个词应该是个褒义词。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比较火，针对这个概念争议不大，咱就不展开讲了

从词语本义上可见，告密是带有背叛的针对隐私告发行为，这里隐私可能违法也可能不违法，但举报一定是针对违法犯罪。

——以下文字摘自作者马小盐《举报与告密只有一线之隔》———————————-

举报与告密的基本区别如下：1.领域的不同。举报一般涉及的是公共领域，如北外教授乔木对娱乐明星何炅吃空饷事件就属正当的举报。告密则恰恰相反。告密是公权力的探照灯无处不在的扫视进公民的私人领域，如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离奇遭遇的视频门。2.关系的远近。举报者一般为捍卫自身的相关权益，与被举报者为普通的人际关系。告密者则往往为获得掌权者的青睐，成为公权力的帮凶，对同事、朋友、老师甚至亲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监控。3.行为的相异。被举报者的行为一般是犯罪，被告密者往往没有违反任何法规，却因思想言论入罪。

综上所述，举报者行使的是公民对公共领域或公权力的监督，告密者则依赖见不着光的黑暗势力，强酸一般侵蚀着公民的神圣私域，且侵蚀的最为严重的是公民的独立思考权与言论自由权。

2015年高考作文题，是一篇游离在举报与告密的走廊间的作文题。女儿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将所有参与高考的孩子置于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两难之地。这起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例，不具备任何普遍性，亦不该成为全国大考的出题首选。鼓励血亲间互相检举，稍不留意，便会由举报沦为告密，引发全社会道德伦理的大崩溃。但出题人似乎深为先进价值观所熏陶，意在鼓励一种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暴力：人民大众不顾亲情，大义灭亲，亲亲相举。然而，两千年多前的孔子早就曰过“亲亲相隐”，2011年修订刑法时亦将“近亲可拒绝作证”加入最新刑法条例。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便会发觉，举报与告密一直如影随形。举报一旦突破伦理道德的界碑，便会迅速的沦陷为告密者的狂欢节。文革期间，大多中国人活在人间地狱，人与人（亲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因对伟大领袖纯之又纯的崇高爱恋，激发出无数例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盛举。直至如今，这盛举仍旧是一些中国人无法直面的创伤性事件。章诒和的随笔《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皆是以不同的艺术体裁，对这些创伤性事件进行回忆与记录。文革时期告密文化的盛行，不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还一举挖断了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深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伦根系。

集权领袖与告密者是互相依赖的两极。集权领袖嗜好豢养成群成堆的告密者，告密者则乞灵于集权领袖巨大的权力。然而，帝王时代专为整肃朝中重臣而设的告密机制，并不面向普罗大众，它仅仅是权贵阶层互相倾轧的工具。20世纪极权社会的告密之风，则比帝王时代更为惨烈。它往往会以崇高的革命意识形态作为编织底料，从而无孔不入、从上而下的织就一张天罗地网。这是一种使人人生活于苦难恐惧之中的全民运动。譬如前苏联的契卡（Cheka）、东德的斯塔西（Stasi），皆是对普通民众亦进行惨绝人寰的思想巡查的情报组织。

前苏联伟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流放地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的祖国扭拧着我/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然后突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这几乎以血铸就的诗句中，透镜隐喻着极权强光的蓦然照临：人被剥夺了全部的私人空间，在告密者织就的极权X光的聚焦下，人被迫转化为一粒无处可遁的原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个剥夺了人类一切基本权利的牲人–有着人类外貌的牲口，有着牲口待遇的人类。

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丈夫逝去后多年的《回忆录》里，清楚的记述了前苏联告密者由三类人组成：一类是具有军人风格的年轻人。在与诗人接触时，他们完全是一幅光明磊落、公事公办的革命者嘴脸。第二类是潜伏着的“鉴赏家”，他们通常是同行、同事和邻居，他们会以欣赏诗歌的借口来接近、监视诗人。第三类是所谓的“副官”。也即一些文学青年或学术界的研究生，他们最初只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拜访诗人，后来却被政府招募成新一批告密者。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国度，告密之风炽烈，便是人伦底线丧失、法制之堤溃烂、极权之流狂溢之时。1992年，东德斯塔西档案曝光之后，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估计，整个斯塔西组织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六个半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我们曾经的文革，秘密警察的数目，比东德的高，还是比东德低？因档案的尚未解密，目前根本无从知晓。

在举报与告密之间，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清晰界限。中国的历史，似乎是一种数理性的历史，也即一种无限循环小数的历史。在小数点后的某一位，历史便陷入死循环一般的僵局：于是相同的事件与故事，相同的帝王与将相，不停的循环再循环。当一个时代，告密者戴着举报者的面具，令公共领域不停的蚕食私人领域，公权力不停的侵犯私权利，我们就必须警戒，免得历史的悲剧再度上演。

下面针对告密，看看大咖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