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疫情以及工作转换等因素在家里呆着，空闲的时间多了，对上海疫情，乌克兰反侵战争等事情是越关注越震惊，也比较少有心思写文章了。前些天的某一天实在无聊就下楼到处转转，竟然发现北洋政府时期的大总统徐世昌是我的邻居；既然都是邻居了，那就找找看北洋政府有那些正能量的事情，值得说说的来提升下开封人的逼格。思考了几天，那就聊聊北洋政府的自由度吧。
说到北洋政府和自由度，还是按老规矩，先看看定义：
针对自由度这个词我查了一圈维基百科，维基给了统计学中的自由度定义，我们当然不是聊统计学的，所有就没有找到权威可靠的定义。就索性自个给他弄个定义。
社会系统中的自由度：相对公共权力，个人权力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可以自由发挥的程度（看到这么个定义我都哭了，读者朋友如果有更靠谱的定义留言给我哈）
号称自由百科全书的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北洋政府的。
北洋政府，正式全稱中華民國北京政府[1]，是指中華民國建國初期以京兆地方為首都的中央政府。因為總統主要由北洋军系出身，繼承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南京國民政府將之貶稱為「北洋政府」。[1]民國2年（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象徵著北洋政府正式成立[2]，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結束[3]。根据维基百科的信息，徐世昌是第四任总统，1918.10.10－1922.6.2的在任期间还算太平，没有啥大事被记录。
维基百科对这段时期的负面评价太多了，国人的义务教育阶段估计也学了不少，我这次是宣导正能量的，就啰嗦了。咱重点聊聊正面评价：
“王鐵群認為北洋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辦報自由如歐美，各省文化大放異彩。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创造的一系列经济奇迹也是有赖于北洋政府所作出的努力。”
看看上面的正面评价不多，咱就挑一个点来聊，比如王铁群先生说的办报自由方面的新闻房方面的自由度。既然是个度，总要找个比较，跟清之前的封建王朝比太LOW了，跟现在比弄不好要喝茶。比较稳妥还是跟万恶国民党的党国统治时期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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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
北洋政府历时不长，其政绩被后继者蓄意淹没，更是长期被污名化。近年来海内外好些史家致力于还原这一时期真相，成果卓著，观点多元，争辩迭起，生气勃勃；但还有许多角落有待清理 。民国时期言论+自由史是一条复杂的曲线。各个时期都是侵犯和自由并存；总的趋势是北洋时期自由度越来越大；国民党党国体制建立后则自由度大幅下降，除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外，总体上远不如北洋时期。
1913年3月20日刺杀宋教仁案件以后，环境恶化，史称“癸丑报灾”。1914年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报纸条例》，同年12月颁布《出版法》，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控制。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司法机关亦有敢于维护新闻自由的案例。1914年10月29日北京《亚细亚报》被控违反《报纸条例》。著名记者和律师黄远庸为之辩护，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该报无罪。（《申报》1914年11月6日第6版）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去世；7月17日段祺瑞政府立即下令废止《报纸条例》；21家被禁报刊解禁。“1916年底，全国共有报纸289种，比前一年增加了85%”。不久之后，光是宣扬新文化运动的新办报刊就有400种以上。
这时期的新闻界还有一个特点是敢于抱团反抗，显示了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的强大力量。1921年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发出致国务院函：“窃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布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是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无论其为政府所颁之命令，或国会制定之法律，在约法之下，自当不生效力。……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并于同日以“不自由，毋宁死”为标题将上述议决通告全国。
与此同时，报刊也认真履行监督政府和政治家的责任。袁世凯在位时，就被报刊批评其施政是中国历史上“游民（流氓）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当时，几乎没有哪一项重要施政可以逃脱舆论监督。
而在国民政府时期，他们通过北洋乃至前清没有的三个系统严密钳制言论自由：
1.书报检查系统
1934年6月1日颁布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文艺及（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和著作“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 从而宣示了两个恶政：一是党务机关直接出面剥夺公民的自由。二是创立了出版物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国民党中宣委（后改称中+宣+部）还直接下令当时最大的出版中心上海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落实这个罪恶勾当。晚清和北洋时期书报检查，都止于出版后送若干份给管理机关备查。国民党干了前人不敢干的恶政。
2.遍布全国的严密的特务系统
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也有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但规模较小和势力有限。国民党则建立了著名的中统、军统，收集情报、暗杀政敌—收拾“不听话”的新闻人和敢于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
3.思想钳制系统
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前后，他们就实行“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力图“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控制公民思想成了党国的施政措施。迁至南京后，变本加厉，建立了非常完整的洗脑系统。可怜中国人，从踏入小学开始，就要被洗脑。那时也有公民课，但与北洋时期编的公民课本不同，一律要塞进国民党的私货。
更为可恶的是社会信息系统也被迫成为洗脑工具！1929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凡报刊或通讯社“登载违反本党之言论及消息”，“曲解或误解本党主义、政纲、政策或议决案”，“立论违反党义”，“拒绝登载党部正式发布之消息”，“宣传反动主义”，如此等等，党部都可以直接处置，直至禁止出版。
说完上面这些大尔空的东西，咱再讲讲段祺瑞和刘和珍的故事：
能把他们两个联系起来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在该事件中，游行队伍中的刘和珍等人被军人杀害，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深感懊悔，宣布再不食荤，其遗嘱：
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
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後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
此嘱。
总的感觉是，那个时期党争不断，政局不稳，公共权力在这个状态下很难扩展，反而个人和社会团体权力的展现在所有的时期是最突出的。
不少错别字